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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仁水
　　在這部小說之前，讀過余華一篇題為《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的散文。作者在這篇散文中敘寫了自己學生時代對音樂的瘋狂喜好，“在短短半年的時間里，我買進了差不多有400張的CD。”這篇散文并沒有明確告訴讀者，音樂怎么影響了他的寫作，倒是在小說《活著》的自序里，作者夫子自道：“我聽到了一首美國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經歷了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對待這個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這首歌深深地打動了我，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活著。我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
　　我以為，作者這幾句話是創作《活著》的主旨之提綱挈領。
　　列夫·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同。”其實，不幸的家庭也可以是相似的。小說主人公福貴與歌中的那位老黑奴，在“家人都先他而去”的“不幸”遭遇上便十分相似。這篇小說中，“先他而去”的有老爹、老娘、龍二、春生、有慶、鳳霞、家珍、二喜、苦根9人，其中龍二是設局騙光他家產的“賭友”，春生是他的戰友，不算“家人”之列，其他都屬于“家人”的范疇。由此看來，余華的確是受了《老黑奴》這首歌的影響，只是改用小說的形式來演繹而已。
　　“這些人都先他而去”在小說中一一得到體現。
　　龍二設局接收了福貴家的全部土地，從而成為顯赫的地主。“神氣不到四年”，人民政府沒收了他的田產，把他抓走，送到大牢，最后被槍斃。與其說龍二先他而去，不如說成了福貴的替死鬼。春生是福貴的國軍戰友，一起成為解放軍俘虜后，轉而參加了解放軍，又轉業成為新政權的縣長，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吊自殺。
　　如果說，這兩個不屬于“家人”范疇的人之死與大時代的變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應驗了“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八個字的話，那么，福貴的家人，包括他的爹娘、兒子、女兒、妻子、女婿、外孫的相繼離世，則是中國普通老百姓特別是底層的貧窮勞動者人生掙扎直至死亡的真實寫照。
　　老爹因兒子敗光了家產而活活氣死，老娘病死。有慶長年累月光著腳板，每天跑步五十里地，到城里上學，在城里中小學運動會上第一個跑完了十圈，最后卻為生孩子出血過多的縣長的女人而獻血，“血差不多都抽干了”。于是，才讀小學五年級的有慶，就這樣悲慘地離開人世。鳳霞是福貴的大女兒，因一場大病變成了聾啞人，后來嫁給了偏頭的二喜，殘疾人與殘疾人，惺惺相惜，算是過了段安生日子，誰料最后竟在醫院難產大出血而失去了寶貴的生命，死時不足二十歲。家珍本是米行老板的千金小姐，成了福貴的妻子后，雖說丈夫敗光了家產，卻也不離不棄，在兒子女兒死了之后，病死在自己心愛的男人身邊，算是一種安慰。二喜，福貴的女婿，一個殘疾但身心善良的男人，妻子鳳霞難產死后，帶著兒子，看見城里喂奶的女人，央求她也給苦根喂一點。為了生存，他到城里打工，一不小心，兩塊大水泥板，把他的身軀擠撞成了薄片，“除了腳和腦袋，身上全給擠扁了，連一根完整的骨頭都找不到，血肉模糊似的粘在水泥板上”。苦根，福貴的外孫，成了孤兒之后，跟著外公過日子，一個懂事而勤快的孩子，最后卻因為餓暈了頭，“吃豆子撐死”。
　　福貴的“家人”之死，貌似宿命，細細分析起來，卻是現實中底層普通人掙扎與不幸的折射。父親被兒子活活氣死的現象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而老娘生病而死更屬尋常現象。有慶之死并非“意外”，讓一個小學生去獻血本已荒唐，最后血被抽干而死，是法律不健全所致。像鳳霞那樣因難產而死，對于那個年代的婦女而言，再尋常不過。家珍貧病交加飽受命運打擊而死，這在山村并不鮮見。二喜之死，與當下許多外出打工農民兄弟發生過的人生慘劇何其相類。
　　從這個角度分析，這篇小說揭示的首先是普通百姓為生存掙扎而死亡的不幸人生境遇。但是，我以為小說的重點還是反映了“人應如何活著”這一主旨。當身邊的人，老老少少，遲遲早早，在福貴面前，以自己的方式，先后離開人世后，應該怎么辦？我們可以從福貴身上找到答案。
　　福貴的一生，是與命運抗爭的一生。讓人想到海明威筆下的那個堅強不屈的桑地亞哥，不同的是，桑地亞哥一次一次地與鯊魚搏斗，而福貴是一次又一次地面對親人的離世。桑地亞哥最后拖著一副巨大的魚骨架回到家，但這只是消滅了老人的物質收獲，老人并沒有被打敗。同樣，福貴面對“家人”一個個離世，仍然堅強樂觀地活著，小說的結尾寫道：“我知道黃昏正在轉瞬即逝，黑夜從天而降了。我看到廣闊的土地袒露著結實的胸膛，那是召喚的姿態，就像女人召喚著她們的兒女，土地召喚著黑夜的來臨。”
　　這就是作者所說的“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這才是小說的主旨。小說題為《活著》，卻并不直接寫人如何活著，而是寫人一個一個怎樣死去。可見，作者寫的并非是一個人在春風得意或者平步青云時如何活著，而是寫一個人面對接踵而至的種種不幸時如何活著。對于像打工族一類潛在的閱讀者而言，這至少是一部勵志小說。
　　余華在寫作過程中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這是作者對筆下人物命運的感悟，也是小說應有意義。也就是說，這篇小說不僅告訴我們如何活著，還告訴我們為什么活著。因此，作者不無自得地認為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
　　讀畢，我在思考，文學作品中那些純良美好積極向上的人物太少，應該不是寫作者不愿意寫，而是胸襟與情懷的問題。我們接觸到的日常大部分是無法讓人愉悅的，甚至是隨波逐流、隨遇而安的群體，塑造一個讓人感動且讓人信服的主人公其實很難。作者余華用他簡單而強烈、感情又理性的筆調，寫了生活中一個真實的英雄；以簡單的美麗和樸素的力量，向我們傳遞了積極向上的正能量。